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前克罗地亚球星博班回归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卫报》的独家访问，聊到了他与欧足联之间的往来，以及他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午后淡淡的雾气笼罩着马克西米尔球场，让这座建筑线条锋利的轮廓显得更加庄重。对面的楼里，博班正在讲述他回来的原因。他与记者坐在房间一角，品尝着墨鱼汁烩饭，这里现在是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餐厅。房间另一头，正是这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年轻人当年住宿的地方，他曾在这家俱乐部的青训体系中逐渐成长。“从情感上讲，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博班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回忆道，“如果不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里呢？”

他的身影早已遍布足球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足球管理者的生涯中，博班每一段经历都短暂而耀眼。如果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重要职务期间的积极发声，这项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自从两年前高调辞去欧足联的职务后，外界总认为这位有想法、坚持原则的人还会有更广阔的舞台。但实际上，他的世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大：在苏黎世和尼翁那些职位赋予他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失，但没有任何一个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时刻处于公众的目光之下，面对接连不断的关注与指责。

当天的报纸就是最好的例子，前一晚球队在欧联杯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尖锐的批评铺天盖地。“人们都说耶稣是好人，”他平静地说道，“比我们所有人都好，这很明显，不是吗？可他们还是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又凭什么能避开日常生活里的‘十字架’呢？”

这番话很能体现博班的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当选俱乐部主席，他决心重塑这家他19岁就担任队长、34年前离开前往米兰效力的母队。他的目标，是让这家仍然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阴影下的俱乐部重新焕发活力。而这份挑战，他不收取任何报酬。

“我一辈子都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国家，”他的语气很坚定，“那么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我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坐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吗？如果我拒绝，那就是背叛我一辈子所坚持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博班描绘了自己的愿景，也没有回避那些需要理清的难题。最引人注意的，是2024年1月那次与欧足联的决裂——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改提案非常不妥，该提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届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的博班随米兰赢得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冠军，退役后进入政治体系，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受阻的声音。回看这段经历，有没有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没有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和他的家人也很融洽。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也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自己的路，就这样吧，我祝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都不后悔。这件事我考虑了整整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孩子那样任性。我反复思考，给自己时间想清楚，也给其他人时间消化。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裂痕，自己可能还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因为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最终被迫辞职一样。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现在还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米兰。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自己任职期间，这个曾经“惶恐不安、迷失方向的组织”慢慢回到了正轨。他坚定地维护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辩护——他正是该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之一。

博班认为，很多分析都忽略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现在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道，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把VAR干预造成的时间损失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为特朗普颁奖，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博班毫不客气。“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任，”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了。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太政治化了，太沉迷于当政客和所有这些事情了。”

“起初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是要让国际足联回到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可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对他自己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适得其反。国际足联不该成为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往这个方向带，这是可耻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的所有好事，并不是因为我曾与他共事。可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了。至少，这件‘荒谬的事’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我为此感到遗憾：为国际足联遗憾，为他遗憾，也为足球遗憾。”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在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的负责人，这次是来做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帮助无数克罗地亚球员成长的热血和激情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信心满满，“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来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锻炼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感动，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渐行渐远的足坛中站稳脚跟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实现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没有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不少核心人士都承认，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将新欧冠的小组赛从10场减少到了现在的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小组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现在的世俱杯赛事形式，他忍不住批评道：“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杀害’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讨论着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让人不禁担心，这位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地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如此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下，博班仍然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动心尝试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雾气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一脚飞踹警察，就此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的时刻，不关乎我个人。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经获得了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还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推动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道。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拿起足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